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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里招聘亚博 王杰:大师凌绝顶,晚辈影随形——我与近代史研究所
2020-01-09 09:23:35   来源:admin   

阿里招聘亚博 王杰:大师凌绝顶,晚辈影随形——我与近代史研究所

阿里招聘亚博,我与近代史研究所知遇,历30余年。寂静的楼房,浩瀚的书香,辉煌的学术,深厚的人文,牵我思绪穿透岁月的尘烟,重拾韶华时年。她给我厚爱,予我鞭策,教我感悟山高天近,大象无形……

初识近代史所,是在1978年初冬。一行有赵冬垠、张磊、黄彦、段云章、郭景荣等六人,一为编辑《纪念孙中山先生》收集图片,一为《孙中山全集》搜罗原始版本。

因与所里的民国史研究室是编辑《孙中山全集》的合作单位,图书馆允许我们入库浏览,层层叠叠的线装本以及琳琅满目的晚清民国报刊,令人留连忘返。白天在馆内查阅典籍,晚上在阅览室翻阅报刊(一周开放两晚,约至22点)。台湾的《传纪文学》被视为奇货,特别抢手。约半个月,我们便南下沪宁继续行程。

首次入京,受益是意料不及的,也是受用无穷的。差余,有幸拜见了黎澍和李新先生。

一天晚饭后,赵老领我们去拜访黎澍先生。黎、赵二老是战友旧交,未及寒暄就滔滔不绝,从战争年代的风烟,到对“真理标准”的理解,发问疑难顽疾,切入社会民生,都是有感而发。讲得最多的是思想解放,一些高层的动向,闻所未闻。黎先生出言鞭辟入里,思想解放程度惊人。对一些敏感的现实每每发出“再也不能这么办了”、“真急人呀”等慨叹,表露了知识分子铁肩担天下的风骨。听话听音,我感到大气候的“春天”将临,科学“春天”之脚步亦近!此次受益良多——学人不能只专注学问,还要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,先天下之忧而忧。

某星期天,李新、赵冬垠先生邀我们游西山赏红叶,同行的还有胡绳武、金冲及、彭明、孙健、尚明轩等先生。大师们不仅对近代史实如数家珍,对枫叶的赏味、山水的兴趣竟也是那样忘情,花草虫鱼说得头头是道,不愧于学富五车!香山、枫叶,我是第一次观赏,而零距离领略大师的谈笑风生更属难能!李先生话音不高,慢条斯理,抑扬顿挫,给人润物无声之感受。他对我这位唯一的年轻人甚为关心,询我姓名,问是哪里人、何时毕业、搞什么方向。我毕竟还有些紧张,说话断断续续,并以普通话说得不好而解嘲。他笑着说:“这不要紧。孙中山的国语也不怎么样。你研究孙中山,从资料入门,方法对头,要坚持不懈。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,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迎合世界潮流,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。研究者要有世界眼光,要不然,我们都跟不上孙中山,怎么研究他呢?”先生的话,浅显易懂,却高屋建瓴,搞学问要具世界眼光尤其意味深长。

1979年秋,随黄彦先生第二次入京,有幸拜教荣孟源先生。荣老住的四合院,老式简朴,书房很大,古籍层层叠叠,一直堆到屋顶。我们专程来寻找有关中国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史料,并请教一大宣言的版本问题。荣老搬梯子,爬楼阁,翻出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。该书印刷粗糙,早已发黄,他一边拍打头上的蜘蛛网和身上的尘埃,一边翻书,与黄先生交换意见,偶尔还有争论。这一次拜访,犹如一堂生动的版本学、史料与史学的教学课,刻骨铭心,对我的学术事业影响深远。

1985年夏秋间,有幸接触刘大年先生。他准备主编一本《孙中山书信手迹选》,想找一位助手。或许缘于几年来我参与《孙中山全集》和《纪念孙中山先生》的编辑,经王玉璞先生介绍,大年先生途经广州时,从白天鹅宾馆给我打电话。

大人物怎么会找小不点?拿起话筒,传来一口较浓重的湖南口音:“你是王杰同志吧,我是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大年。”听完应声,先生谈及编辑出版《孙中山书信手迹选》的设想。他说:“我们素昧平生,希望通过编辑这本书熟悉起来。”先生让我先编出两个目录:一是所有孙氏书信手迹的总目,再从总目中编出《孙中山书信手迹选》初目。他说,搞资料很重要,要持竭泽而渔的态度,用“细棒磨针”的功夫,这是做学问的前提。基础做得好,学问才容易做好。他举例说:“我带过研究生,有一位学生的毕业论文,就是做一个专题的资料目录和研究综述,即把专题的档案文件、书信、笔记、回忆录、著作、学人研究论著等都收集齐全,再做综述,就是一篇学位论文。论文做好了,对该专题的研究就有了发言权。你没有研究生的学历,编辑手迹选,是很好的锻炼机会。”先生的话不下半个钟头。言下,教我不要轻视史料,做好两个目录;言外,破例收我读“半个”研究生(仅“目录”,不“综述”,我理解为“半个”)。

为当好“半个”编外研究生,我铆足劲儿,花了约三个月时间,编好三个目录初稿,比先生要求多编了一个[①],于是年初冬入京“面试”。入住招待所前有一小插曲:王玉璞先生交代平房招待所的同志,说房子是为广州一位来给大年同志编书的客人留的。我到所里便直奔招待所,接待员说:“对不起,住满啦!”我问:“王先生是否预订了房间?”答:“那是留给广州来编书的,好像是一位老先生。”我正想追问来人为谁编书,身后已响起爽朗的笑声:“房间就是为这位年青的‘老先生’预留的。” 张海鹏先生一语解迷。

通过大年先生联系,我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了孙中山的手稿,并有新发现。先生同我们开过两次会。一次,他点名让我发言:“对‘手迹选’,王杰同志最有发言权,他花的时间和精力最多,对细节的考虑也多一些,我们要在尊重他的意见的前提下作全盘的考虑。”听得出,他是对劳动的尊重。为集思广益,他还修书托我面呈中山大学陈锡祺先生,让我随时登门请教。俟将“手迹选”初稿送达先生审定,我便“解甲”南归。后来,从玉璞先生处知悉,先生于审稿期间住院,手术后,躺在协和医院逐篇筛选定稿,亲撰“序言”和“后记”。审完稿,他通过玉璞先生与我通气,终篇准备将商团事件期间致胡汉民廖仲恺两人的函件撤下,换上单独致廖仲恺函(下称廖函)。先生的意境很高远——以孙氏最后致廖仲恺的信为伏笔,借以揭示其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合作的诚意与信心。

“廖函”不能用啊!我鼓足勇气,给先生写了长信,4页纸,从时间、印鉴、信笺、字体以及原由五方面说明“廖函”系赝品,指出:纵然是革命博物馆的藏品亦不足为信。[②]很快,玉璞先生来示:大年先生认为,长信考证充分,说理有据。同意撤下“廖函”,补上“胡廖函”。这一撤换,理性克服情感,“小鬼”说服大师,先生实事求是之治学态度跃然纸上,也恒久印入我的记忆。

该书出版前,我未见过“后记”,及至“一睹为快”时竟发呆了,白纸黑字间我有了“助理研究员”职称。因担心单位说我在外面沽名钓誉,急忙与玉璞先生联系,说明本人不是助研,望能给我的上司作一解释,强调本人确不知情。王先生即向大年先生汇报,先生说得坦然:“请王杰同志放心,助理研究员是我写的。如果他人有异议,就说我自己觉得他是助理研究员便是了。”王先生旋给敝院书记张难生通气,张氏复以“王杰的助研很快就会批下来了”。一语冰释惊惶。

《孙中山书信手迹选》面世当月,值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广东举行,胡绳、大年先生联袂莅临主持,并提出和与会的13名青年照相留念。大家很快以长辈为中心,左右排开。瞬间,大年先生动议,“老同志”各站一边。无论我们怎么推辞,他们都坚持以青年为中心——身教胜于言传,这一细节,于今仍烙印在脑海中。

所里同仁都是关注我成长的热心人,在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无私的。

1982年始,我受命编辑《孙中山全集》第9、10、11卷。[③]住的是6楼办公室,吃在所里饭堂,以所为家。王好立为我到中宣部图书馆查阅报刊牵线,半年间,从《广州民国日报》、《中国国民党周刊》、《广东七十二行商报》中新发现孙氏的著作不下百篇。中山大学段云章先生对我能查阅《广州民国日报》感到惊愕——该馆于文革前调走了中山大学庋藏的部分该报,他们前往查阅时曾郑重说明原委,却无功而返。

1986年我撰写《论“三大政策”的时代性》,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青年学术研讨会,陈锡祺等先生建议再事修改,争取通过评审入选全国的学术研讨会。我将文稿送耿云志、王学庄先生审阅。从中心思想到整体结构,从段落大意到措词造句,两人逐字逐句批语。拙作几易其稿,入选了全国会议。

我赴澳门的第一张通行证(1999)为尚明轩先生“提供”。2003年11月,所里与台湾国父纪念馆合办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与实践”研讨会,会议提供旅费,“外地”仅我一人。我参加2006年“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”国际研讨会论文评审组,系所里和北京老一辈学人所提携。2009年春,步平先生带队,让我加入所里组团,赴台参与“民生主义之理论与实践”研讨会。

《近代史研究》大刊长期惠赠于我。1998年,曾业英先生主编《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》一书,约我撰“孙中山研究五十年”,十年后,又主编《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》,约我续撰“孙中山研究六十年”。至今还欠着他鼓励我撰写的关于考订《孙中山集外集补编》一文。[④]

我与所里“互动”最为“活跃”的时期,当数改革开放的头几年。

1982-1983年间,办公室主任王培英、刘明远先生两次来广州买复印机,从踩点、采购、雇车、包装到托运,我们不分彼此。据悉,所里利用这几台新玩艺儿,复印珍版《革命文献》,为全国有需求的单位“雪中送炭”,深受好评。刘主任为了答谢,两年春游都邀我入伍。

1983年秋,为耿云志、王学庄先生代买返程机票,我夫妇俩轮班断续排队三天才买下。对今人来说,不啻天方夜谭!

无心插柳柳成荫。1985年春,闵杰先生抽调到中央整党指导小组赴四川蹲点在即,一天,他送我回民盟招待所的路上,谈及同仁有几部著作因订数上不去,四川人民出版社拟将之搁置,内有樊百川先生毕生为“一本书”奋斗的硕果,徒呼奈何!我劝他借‘钦差’之机向当地领导反映,兴许回天有术。一番“高谈阔论”,被跟在后面的该社责任编辑“照单全收”。闵杰走后,该编辑找上门来,“蜀道”变为坦途。

所里同仁都是达观之辈,他们造就了学术辉煌,传播了人生正道。我把它比作高山,赐我仁智;我把它誉为大海,启我淡泊……

拉杂写来,聊以小诗为结:

不识庐山真面目,流连卅载尚拳拳。

钝刀初试裁刚玉,花甲惊临忆故贤。

默默毫端书素纸,殷殷杯酒话忘年。

树犹如此嗟回首,寄望来生续旧缘。

[①] 这是一个范围更广的目录,即涵括孙中山所有书信的总目,有手迹的、无手迹的都入录,以给主编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,便于对入选手迹的整体把握与审择。如孙氏给某某写过好些信,涉及多件大事,但所存的手稿仅一二篇,内容却不大重要,是收“人”还是收“信”?需请主编定夺。

[②] 孙中山于1924年10月督师韶关,为应对商团事变,曾给广州的国民党要员写过3封信,一致汪精卫、二致蒋介石、三致胡汉民和廖仲恺。中国革命博物馆所藏之“廖函”,伪质明显。一是时间,商团事件仅3天(10月14—16日)便平息了,“廖函”署为“十月廿一”,以公历算,事件已过五天,显为“多此一举”;按农历计,即更是“马后炮”。仅时间一项,便可证其伪。二是“孙文之印”印鉴的大小不同,即前三函所盖的“孙文之印”同一款,“廖函”之印即异样。三是前三函的信笺皆为“大本营公用笺”(竖排,左边印有“第 页”,中有红条行距,右有“中华民国 年 月 日”字样),“廖函”用的是一般白纸。四是字体,前三函字体清晰,运笔流畅,浑然一体,“廖函”则显出模仿之痕,多处败笔。五是原由难以自圆其说,既然已有一函(第三函)致胡、廖,且“廖函”与“胡、廖函”只字不差,岂非又“多此一举”?“廖函”之假,当与“政治”色彩相关。

[③] 《孙中山全集》为国家“六五”社科规划重点项目,由三单位合作: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:第1、9、10、11卷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:第2、3、4卷,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:第5、6、7、8卷。项目资助基金为人民币2000元,整笔拨到所里,尚明轩等先生误以为是分配后所得,便“三下五除二”了。广州两个单位至全集出版仍未见分文。原来每家应得仅有666元6角6分,所里的当事人旋收回“非法所得”,因之成为美谈。

[④] 郝盛潮主编、王耿雄等编的《孙中山集外集补编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),为孙中山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源与信息,对编写年谱、传记,价值犹高。但就全集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言,硬伤明显,不事考据之风不足为鉴。表现为:(一)无中生有,将文学作品的对白视为孙中山所出(见该书282页)。(二)重复收录(322页)。(三)张冠李戴,将谕大本营参谋处转发的令,作孙氏的直接命令(397页)。(四)移花接木,将转引文字作“原文”(367页)。(五)随意剪裁(397-398页)。(六)信手拈来,不作考据(259-260页)。该书约有1/2文章属赝品或劣品,亟须指其谬,正其源。

载《近代史研究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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